1978年11月，乌干达闪电入侵坦桑尼亚，占了坦方大片领土。但令乌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坦方驾驶着中国产坦克，在短短5个月之内就转败为胜，并攻占了乌干达首都。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在这种特殊格局下，大国之间不敢直接开战，转而通过＂代理人＂方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展开较量。非洲作为新独立的大陆，成为这场全球博弈的重要棋盘。美苏双方通过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等方式，在非洲大陆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许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则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这两个东非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冷战的漩涡。1967年，这两国与肯尼亚共同组建了＂东非共同体＂，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增强自身实力。然而，这种区域一体化尝试引起了前宗主国英国的警惕，担心失去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东非共同体的兴起与衰落，恰恰反映了冷战时期非洲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艰难处境。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原本关系密切，两国几乎同时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两国领导人尼雷尔和奥博特既是战友又是朋友。然而，1971年的一场政变彻底改变了两国关系。乌干达军队司令伊迪·阿明趁着奥博特出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开始了残酷的独裁统治。

被推翻的奥博特寻求政治避难，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出于友情和政治考量接纳了他。随后，奥博特在坦桑尼亚建立流亡政府，公开呼吁推翻阿明政权。1972年，在坦桑尼亚的支持下，奥博特带领1500名武装人员进入乌干达，企图夺回政权，但这次行动最终失败。阿明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怒，下令处决了被俘的坦桑尼亚人，这彻底打破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使其陷入长期敌对状态。

1978年11月，乌干达军队突然越过边境，向坦桑尼亚发起闪电入侵。上万乌干达陆军迅速占领了坦桑尼亚西北部与乌干达接壤的卡盖拉省。这是一个只有5万多人口的贫困地区，乌干达军队在当地肆意妄为，屠杀了8000多平民，造成4万人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坦桑尼亚原本只有4万军队，但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发动了全国总动员，调集了10万预备役和警察部队上前线。尽管坦桑尼亚作为非洲穷国，军事实力看似微弱，但它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这成为了战局转折的关键因素。令乌干达军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闪电战只是胜利的开始，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乌坦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向坦桑尼亚派驻了200名军事教官。这些教官在异国他乡面临着巨大挑战：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还要适应当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坦桑尼亚军队的训练基础薄弱，兵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使得常规军事训练难以开展。中国教官们不得不调整策略，跳过复杂的军事理论，直接教授实用的战场技巧。

在武器装备方面，坦桑尼亚从中国引进了多种坦克和战机。中国提供的59式、62式和63式坦克各有特点：59式坦克是中国早期仿制的苏联T-54坦克，稳定可靠；62式是根据山地地形设计的轻型坦克；63式则是针对水网地区研发的两栖坦克。这些装备虽然不如西方和苏联的先进武器，但胜在适合非洲复杂的地形条件，尤其是沼泽和水网地区。

坦桑尼亚空军装备的歼-6和歼-7战机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战机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空中支援，尤其是在攻城战中，对乌干达防御工事的打击效果显著。相比之下，利比亚支援乌干达的苏式装备虽然火力更猛，但在东非特殊地形中显得笨重不堪，机动性受到极大限制。

1978年11月底，经过短暂的调整和准备，坦桑尼亚军队开始了反击行动。他们采用中国教官传授的＂三板斧＂战术：先是飞机投弹，然后是大炮洗地，最后才是坦克和步兵协同进攻。这种重火力加严整纪律的组合，让乌干达军队感到无所适从。

面对训练有素的坦军，乌干达士兵的士气迅速崩溃。他们习惯了在国内欺压平民，却没有准备好应对正规军事对抗。随着战局逐渐明朗，部分乌干达军人甚至临阵倒戈，加入了坦军阵营。到1979年1月，约1万名坦桑尼亚军队已经跨过边境，深入乌干达境内。

战局对乌干达不利之际，阿明向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求援。卡扎菲一直有成为非洲领袖的野心，派出了2000多名精锐部队支援乌干达。然而，这支装备苏式武器的部队在卢卡雅沼泽地区遭遇坦军埋伏，陷入困境。利比亚坦克在湿软地形中难以发挥优势，最终在与坦桑尼亚军队的交火中损失惨重，连司令官都战死沙场。

面对败局，阿明开始散布虚假宣传，声称自己不是在与坦桑尼亚作战，而是与中国军队交手，甚至声称捕获了中国士兵。这种无端指责很快被中国外交官驳斥，进一步暴露了阿明的虚弱与绝望。

1979年4月，坦桑尼亚军队驾驶着中国制造的坦克，攻占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阿明在最后时刻带着家人逃往利比亚，结束了他在乌干达八年的暴政统治。坦桑尼亚军队仅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就完成了从被入侵到反攻占领敌国首都的惊人转变，创造了非洲现代战争史上的传奇。